庚子事变后，清廷引入西方警察制度，意图通过设立巡警提升基层治理水平。鉴于民间存续的团练有碍警政推广，清廷于1907年通令将各省团练“酌量裁汰，改设巡警”。因其后治安状况未获改善，加之警政流弊不断浮现，恢复团练之声日渐高涨，却未能改变清廷“裁团改警”的初衷。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终使清廷重新倡办团练以应对统治危机。但因此前数年以“裁团改警”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政权建设举措已使官绅隔阂日深，各省团练多消极避战甚或倒向革命，以致清廷不得不降低团练的军事化水平并加强对办团活动的监管。革命前夜的“裁团改警”政策导致清廷在警察与团练新旧两种力量间进退失据，这一困局不但未能改善其基层治理水平，且直接干扰了革命爆发后的危机应对。

崔岷，1974年生，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“中国义和团研究会”副会长，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。研究兴趣为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，主要从团练、团练大臣、商团、京控等问题切入，探讨近代转型背景下国家与绅士、民众间的复杂互动。在《历史研究》《近代史研究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，出版学术著作2部。